文艺批评 | 汪荣：权力想象的文学镜像 ——“主旋律”反腐小说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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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无论是“处身于主流意识形态之中的作家”，还是“处身于意识形态之外的作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有限度地展示‘腐败’，然后靠党的力量‘反’之而成功，才是真正的‘反腐败’小说……依靠党的力量‘反腐败’，或者说‘坚持共产党对反腐败斗争的绝对领导’一直是国家‘反腐败’工作的指导性原则，其深刻的政治意义是不难理解的。在“主旋律”反腐小说所编码的“政治无意识”中，作者们是在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的前提下进行创作的，因此他们的道德勇气事实上来自中国共产党自身对自身的道德诉求，是在党所允许的范畴之内做出的道德指控——而这些被指控的对象，正是那些在之前的故事中被有限度地展示的、并且需要被清除出去的“腐败”。

感谢作者汪荣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汪荣

文

艺

批

评

权力想象的文学镜像

——“主旋律”反腐小说研究

第一节  

腐败与清洁的辩证法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腐败却是一个久治不愈的痼疾，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持续进步。在通常意义上，腐败可以被定义为“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主要指的是官员们通过使用公共权力为私人谋取利益。腐败损害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也威胁着社会秩序的稳定。为了防止腐败现象，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通过“反腐倡廉”来建立一个“清洁”的政治文化，从而培育一个健康的政治生态。由此，“反腐”贯穿了中国改革的始终。

反腐小说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的语境中产生。反腐小说，顾名思义是以反腐败作为题材进行创作的小说。根据学者唐欣的研究，反腐小说的诞生最早可以追溯到1995年陆天明出版的长篇小说《苍天在上》，这部小说以揭露省部级官员的腐败现象引起广泛关注。随后，陆天明、周梅森和张平等作家创作了一系列以“反腐”为题材的作品，构成了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中国文坛一种重要的文学类型。同时，由于这些作品成为畅销书以及改编成电视剧，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因此也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学╱文化现象。

苍天在上

不过，当代文学史对“反腐小说”这一概念有着另外的定义。值得注意的是和反腐小说相关但并不重合的几个概念，如“官场小说”、“新改革小说”和“新乡土小说”等。官场小说是比反腐小说更大的一个概念，它表现的领域更加广阔，可以把后者囊括其中。而隶属于官场小说的，除了反腐小说这类有着鲜明道德立场和价值判断的作品之外，还有另外一些“作者的价值判断并非特别鲜明，小说也并未触及腐败问题，而是着力书写主人公囿于官场之中的特定生存状态与心灵轨迹”的作品。至于“新改革小说”和“新乡土小说”，虽然它们的局部也触及到“反腐”的相关内容，但我们并不把他们作为反腐小说看待。因为在反腐小说中，“反腐”必须是小说的基本主题和中心线索，也是小说贯穿性的关注点和基本的叙述动力来源。根据上述概念的差异和分殊，我们可以看出“反腐小说”的几个特点：其一是明确的道德指向；其二是把反腐作为创作的核心内容进行处理。

至于把这些作品命名为“主旋律”反腐小说则是其来有自。“小说中具有对社会严峻现实的深切审视与崇高诉求，从而被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规划。”换言之，反腐小说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对“反腐倡廉”的呼唤中应运而生，它既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内对腐败问题进行揭示和批判，又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各种限制和规约。就此而言，反腐小说无疑应该放置在“主旋律”的前缀中进行考察。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 John Dalberg-Acton)如是说。如果权力不受束缚，就必将带来权力的失控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为了防止腐败的滋生，一方面需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反腐败的方式对腐败问题进行有效的遏制，从而进行权力的治理。但是，就更高的层面而言，反腐败问题又不仅仅是一个政府机构内部的自我审查和自我净化，而是涉及到更加重要的文化领导权与政治合法性的问题，也就是政府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有论者已经谈及，“对于公共权力而言，在其‘集散地’——官场，一旦缺乏必要有力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腐败行为极易发生。而反腐败则是一种政府行为，并体现出民意归向。”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如何在“政府行为”中体现“民意归向”？如何将将“民意归向”归置在“政府行为”之下？

让我们把视线从政治领域转移到文学领域。在“主旋律”反腐小说中，通过各种叙事策略的应用，“政府行为”与“民意归向”之间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在“主旋律”反腐小说中，带有批判色彩的民意得到了安抚、释放和管理，从而被重新引导至主流意识形态所设定的阀域之内。在刘复生看来，“主旋律”反腐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是“主旋律”收编与整合“反腐小说”的结果。“主流意识形态以容纳和安抚的方式来削弱其反抗性和颠覆性，批判性的‘反腐败’小说家则获得了写作的合法性，同时也获取接受‘招安’而带来的现实利益”。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微妙的动态平衡”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主旋律”反腐小说的文本内部实际上是一个多方博弈的场域——各种话语互相角逐、增益或抵消，从而使“主旋律”反腐小说的文本意义充满了复杂性、暧昧性和矛盾性。

玛丽·道格拉斯

毫无疑问，“反腐倡廉”凸显了腐败与清洁的辩证法。在《洁净与危险》一书中，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认为，洁净的对立面是肮脏。肮脏是不能置于分类系统中的东西，是系统的冗余物；对于一个社会而言，肮脏是对社会正常秩序的违背，会带来危险和恐惧。而清除肮脏，则是恢复秩序正常运作的手段。对于中国来说，腐败问题的存在，既是一种“病的隐喻”，又是一种我们需要清除的肮脏。我们的改革要继续前行，就必须建立一个健康的政治文化，也就必须清除腐败这一内嵌于权力机构中的顽疾。“主旋律”反腐小说再现了现实社会中的“反腐”经验，它通过叙事实践对腐败做出“清除肮脏”的行为。在文学这一象征与符号的领域内，“主旋律”反腐小说对现实社会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象，为中国社会的“腐败”问题提供了一种“想象性的解决”，从而完成了权力秩序的自我恢复、更新与再生产。

第二节  

“主旋律”反腐小说中的叙事模式与意识形态

“主旋律”反腐小说是一个充满了内在张力的概念：它一方面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带有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维度。“‘反腐败’小说借助主流意识形态的掩护表达对现实秩序的批判，主流意识形态则随时警惕着来自‘不安分’的草莽义军的颠覆性”。在“主旋律”与“反腐小说”之间、在主流意识形态与批判性维度之间，具有此消彼长、同时又交相为用的互动关系。

正因为此，“主旋律”反腐小说的创作变得格外艰难：对于作家们而言，它既是“带着镣铐的舞蹈”，又是“走钢丝的写作”。在“主旋律”反腐小说中，文学与政治、形式与内容、叙事模式与意识形态之间产生了丰富的对话。毋庸置疑，“主旋律”反腐小说是充满了症候性的文学╱文化文本。而我们要追问的问题则是：作家们以怎样的叙事模式来与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有效的对话，小说的故事又以怎样的方式对多重且彼此矛盾的话语结构进行无缝缝合？

一、当英雄遭遇“庸俗政治学”

在某种意义上，“主旋律”反腐小说中故事的讲述类似于“侦探小说”的叙事框架。正如刘复生所归纳出的“主旋律”反腐小说三种基本叙事模式或情节套路：第一类，市长或市委书记为正面主人公，他发现市属某部门、大型国有企业存在腐败问题而进行深度追踪调查；第二类，以市法院、检察院院长、检察长等为主角，他从很小的案子入手发现了腐败巨大的官场网络；第三类，以公安部门的警察局长、刑警队长、缉私队长等为主角，以刑事、走私案件为切入口，引出一系列腐败问题的发现。在以上三种叙事模式中，虽然各个作者的创作风格不同、处理题材的方式也大相径庭，却都遵循了大体相似的叙事模式：正面主人翁从一个案件入手，从而迈进这个事件的重重迷局中，紧接着很多人来阻碍他继续探寻真相，但主角坚持不懈，最终发现了犯罪者及其网络。值得注意的是，终极的大反派多半是他的上级，而主角最终的胜利必须依靠层级更高的领导的到来才能完成。

大雪无痕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主旋律“反腐小说使用的是何种叙事模式，都有一个英雄作为正面主人公，他们充满了正义感和道德勇气，去揭开黑幕，与腐败进行斗争。在陆天明的《大雪无痕》中，这个英雄是侦查员方雨林。这个故事在东北某市发生，在郊外的西班牙式别墅，松江市东钢股票案知情人市委张秘书被人枪杀，侦察员方雨林多方侦查后断定，此案与市领导周密有重要牵连。于是，他展开了自己的侦查活动。方雨林对丁洁颇有好感，但丁洁与周密接触频繁，此时的周密已被方雨林列为重要嫌疑人。最后，中纪委介入要案调查，冯祥龙涉案被捕，周密也最终落网。方雨林是一个标准的肃贪英雄形象。他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侦查员，但是心热如火、嫉恶如仇，单纯、率真而执着。在追踪贪污犯的过程中，他不畏权力，为了调查这个案子，他与丁洁以及家人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在调查过程中，他受到了重重的阻力和破坏，甚至离开自己最热爱的工作，但是他依然无怨无悔，以私人身份继续调查。如果没有坚忍的个性，犯罪分子肯定会脱逃法外。

周梅森的《国家公诉》中的英雄是女检察长叶子菁。小说从一场娱乐城的纵火案揭开长山市官场的百丑图，展示了这个案件背后种种的权钱交易和利益纠葛，让人触目惊心。周梅森着重塑造了长山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叶子菁这样一个追求法律和正义的女英雄形象。办案过程阻力重重，叶子菁在无意中还卷入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面对上级和同事带来的种种压力，她却不屈不挠地将案件追查到底。她不惧权贵追查真相，既对法律忠诚，又对自己的内心忠诚。但是，在长山的官场中，叶子菁这样正直的干部还是不多见的。更多的是附炎趋势、萧规曹随的官员。在市里的一次通气会上，前市长、现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的王长恭（腐败分子）的话一下子就把众位官员镇住了，“王长恭的庸俗政治学迎合了在座干部们明哲保身的心理，原则和正义便不复存在了。”面对此情此景，作为王长恭的反对派的市人大主任陈汉接和市委书记唐朝阳则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之中”。而这种面对上级的讲话大家万马齐喑，面对自己的讲话大家群起而攻之的景象，叶子菁又经历过多少个回合啊。由此，我们不禁要感叹她的坚持的不易，那是要靠足够强大的信念才能够支撑的。

但这种英雄却未必是高大全的英雄，而是鲜活的立体的有缺憾的英雄，是在“庸俗政治学”的包围中的英雄。张平小说《抉择》中的市长李高成就是这样的形象。在小说的一开篇，李高成就面临了中阳纺织厂纺织工人的请愿活动。在六年前，他是该纺织厂的老厂长，他在位时曾经为纺织厂创造了一个黄金时代，而现在纺织厂在风雷滚滚的改革大潮中即将倒闭。此前，他一直坚信中阳纺织厂的领导班子没有问题，但是，群众们的血泪控诉使他产生了怀疑。随后，经过他多次的“微服私访”，才发现不但纺织厂现任领导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甚至连自己的妻子吴爱珍也被卷入其中，脱不开干系。更让他震惊的是，这一腐败网络的最终节点竟是他的顶头上司、对他有恩的省委常务副书记严阵。在他知道这些真相之后，吴爱珍则用家庭亲情和世俗主义的官场潜规则来“教育”和软化他，让他保持沉默。

《抉择》具有一个高度戏剧化的结构，中间充满了剧烈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世界的冲突和张力。值得注意的是，李高成的反腐的终点，那最大的敌人正是和自己命运攸关并且最为亲近之人。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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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想，营垒内的敌人，确实要比营垒外的敌人凶险可怕一百倍！我们反腐败为什么会这么难，就因为这些腐败分子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他们本身都是领导，他们甚至占据着反腐败的位置，直接掌握这反腐败的权力枪在他们手里拿着，他们绝不会把枪口对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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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李高成遇到生死抉择——到底是保全自己家庭的利益和对上级的忠诚？还是坚决反腐，保护国家的利益？他的选择则是即使牺牲自己的家庭利益也要继续反腐。他摒弃那些甜蜜蜜的欺骗和谎言，而毅然决然的刮骨疗伤。从谎言到真相是一个觉悟的过程，而李高成的英雄气质在于一种自我牺牲。作者将具体的个人投入真实的政治环境，使得李高成的自我冲突和其后的英雄主义行为显得更加具有悲剧感和崇高感。

至高利益

对于处在权力游戏里的个人来说，虽然最后正义战胜了邪恶，但处在权力格局中的个人却不免付出巨大的代价。在周梅森的《国家公诉》中，长山市委书记唐朝阳虽然挫败了贪腐的前市长、现省委常委王长恭，但自己也被撤职不得不离开长山，可谓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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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唐朝阳以后，叶子菁心情一直不太好受，总觉得唐朝阳的撤职离去有些不合理，不公道，可到底哪里有问题，叶子菁却又说不出来。叶子菁由此明白了什么叫有苦难言。坚持原则太难了，孤臣太难当了！然而，也正因为有了这么一批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孤臣，这个民族才有了脊梁，这个国家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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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颇具意味的段落。女检察长叶子菁一方面感叹“反腐”的难言之隐，另一方面又强调要做“孤臣”，要为国家坚持原则。“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作者在这里重申了一种慷慨激昂的理想主义情结——只要为了国家，即使在“反腐”中牺牲个人利益也要在所不惜。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从笼罩在官场中的不良风气中突围而出，打破“庸俗政治学”的魔咒，才能成为时代的英雄。

陆天明在《苍天在上》的“后记”中写道：“我的感觉告诉我，中国的的确却还活着另一种人，他们活着努力着牺牲着付出着。他们的与众不同，就在于他们是一群有信念的人”。在前述几个故事中，不管是方雨林、叶子菁，还是李高成，虽然他们所处的位置不同，但是都是有信念的人，他们本来安心过好自己的生活，不必东奔西走去揭开官场的黑幕。但是，他们心中的正义感不允许自己对政治背后的黑幕睁只眼闭只眼，只能用鸡蛋碰石头，拼上自己的性命也要把真相揭示出来。这是和那些秉承着“庸俗政治学”的官员们所不同的人。这才是真正的英雄本色。

值得注意的是，和一般的文学作品不同，“主旋律”反腐小说中塑造的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间的对照格外鲜明，正面主角那正气炳然、愈挫愈勇的英雄形象也格外鼓舞人心。正是在正与邪之间的大斗法、在善与恶之间的天人交战中，正面主角那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才被特别地凸显出来。“就这样，具有超凡魅力和强力的英雄人物力挽世风日下的‘腐败’逆流，重新拯救了正义的秩序，以这种方式，‘反腐败’小说解决了现实的矛盾，给焦虑中的公众提供了心理的抚慰和安全感”。这些英雄形象，是正义与尊严的象征。通过故事的跌宕起伏和最终的想象性解决，个体对腐败以及产生这种腐败的制度的不满被转移到对英雄形象的赞叹和感喟中。于是，“主旋律”反腐小说事实上起到了某种宣泄和抚慰的作用。

二、从现实危机到秩序重建

无论是什么故事，“开端”总是最重要的。“开端”奠定了叙事的基调，也决定了叙事的视点和立场。“开端”首先是一个突兀的停顿，然后是迅速的开启。“开端”是叙事者的手势，他在川流不息的时间中寻找一个位置和定点——然后，时间开始了，故事也开始了。“开端”奠定了叙事的基调，也决定了叙事的视点和立场。在萨义德（Edward Said）看来，“开端就是意义产生意图的第一步”。他说道，“在每种情况下，指定一个‘开端’都是用于得出、阐明或界定一个‘在后’的时间、地点或行为的。一言以蔽之，指定一个开端，通常也就包含了继之而起的意图。”就此而言，“开端”不仅具有文本层面上的叙事学意义，还具有深度象征上的意识形态意涵。

萨义德

在叙事模式上，“主旋律”反腐小说的“开端”总是会发生巨大的现实的危机，被作品表征为一些重要的事件或案件。于是主人公就去深入调查这些事情，随后的情节就以环环相扣的方式、以一种快节奏的方式迅速展开。正是这些事件拉开了“腐败”那个黑暗世界的帷幕，使得后面的情节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同时主人公会受到重重的阻碍，而他却坚持自己的立场，不懈地与“无物之阵”的敌人战斗，一直到最后揪出腐败分子。就此而言，“主旋律”反腐小说的开头部分其实颇有通俗文学的意味，它通过制造各种悬念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同时也打响了反腐的第一枪。

陆天明的《苍天在上》的开端部分是黄江北临危受命去当章台市的代理市长，而十天前“前劳模”女市长被发现非正常死亡。周梅森的《绝对权力》的开端，刚刚从飞机上下来的镜州市委书记齐全盛就接到女市长赵芬芳打来的电话，被告知蓝天科技聘任的总经理田健受贿三十万被检察院立案的事情。这些小说都以突发性的事件进行开端，凸显了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感和危机感。陆天明的《大雪无痕》的开端更加戏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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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丁洁记得非常清楚，12月18日下午，她亲自驾驶那辆大奥迪车，送父亲去来凤山庄参加那个高级别的聚会，应该说，当时一切正常，无论怎么回想，也找不到任何迹象表明那天会出事。丁洁的父亲刚从大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退下来，决定定居省城。是日晚，热情而又懂事的省市主要领导为尽地主之谊，特地20在著名而又非常幽静的来凤山庄组织了一个小型聚会，为这位劳苦功高的大军区离休司令员接风。……18日下午，只有两件事让她稍感意外。一件事是气象台预报没有大雪，但一时间偏偏下起了大雪。这雪还下得很凶猛，大片大片的雪花儿像无数个毛茸茸的小精灵，张牙舞爪地在风中你推我搡，肆无忌惮地旋转啸叫，扯动了整个破碎的天空，极灰暗地往下坠落。但，雪大，风大，天色昏暗，能见度低，这在关外，在冬季，在北国这片千里沃土上，应该说是一件寻常事，并非表明一定要出事。除了交通警察，任何人都会同意这种说法。另一件事不仅让她感到意外，还给她平添了几分不痛快，那就是在通往来凤山庄的山道上，突然间又见到了方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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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从丁洁的视角写起的，这个女性将和侦查员方雨林以及腐败官员周密之间发生一段纠缠不清的三角恋关系。从丁洁这个权力的旁观者开始写，带有一种抽离的意味。但在开端部分，作者其实已然为读者渲染了一种诡秘的气氛：丁洁那关于“会出事”的隐约的预感，以及突然遭遇的故人方雨林。这些都暗含着故事的伏笔与线索。果不其然，聚会开始前一个小时，别墅后的小树林里突然传来三声枪响，待警卫人员急忙赶到，发现市政府秘书处的张秘书被人杀害在树林后的一个旧房子里。而其后驱动整个故事讲述的，除了这个来凤山庄谋杀案之外，还包括与此相关的“5▪25”、东钢股票两个重要的案件。

在张平的《抉择》中，“开端”则被设置为一个问题大暴露、大揭发的环节。凌晨四点，市长李高成接到中阳纺织集团公司工人要闹事的消息，于是稍作安排之后，就匆匆忙忙赶去工厂去安抚工人。当他到达工厂后，就迅速地组织了与工人直接对话的会议。正是在对话的会议上，纺织厂的种种问题被群众们揭发了出来。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群众是具有代表性的，中间既有曾经的干部、中纺见过以来的第一任党总支书记丁晋存，又有六十七岁的老工人马得成，还有老总工程师张华彬，他们反映的问题包括经济问题、作风问题、组织问题、公司保安处的问题、散播谣言的问题等，其中最核心的问题直接指向公司上层的集体腐败。在《抉择》中，张平使用了大量的篇幅去铺陈群众们的这些控诉，也对李高成的心理活动进行了充分的展开。从前一天的凌晨四点到第二天的凌晨一点回家，李高成的办公紧张得持续了一整天，而小说的这一部分的详尽描写将近总篇幅的六分之一。

高纬度战栗

“主旋律”反腐小说的故事之所以这样讲述，其实与作者的叙事策略有关。在小说的开端就造成风声鹤唳的效果，一方面是造成悬念以催动故事的叙事马达，以一种快节奏的方式展开故事的全部线索；另一方面则是为英雄的出场制造气氛，烘托英雄的光辉形象。“危难场景中现身，是作品推出这些英雄人物的惯用手法，也是读者大众的一种阅读期待，因为英雄本身就意味着‘能够赋予心灵的与社会的秩序’，从而成功化解现实难题，抚慰读者的紧张焦灼的心理”。“主旋律”反腐小说中执拗坚强的反腐英雄正是想象性解决此类问题的最佳载体。反腐英雄的出场意味着一种卡里斯玛式（Charisma)的人物的出现，他们排忧解难，以超强的意志去和黑暗势力战斗，直到现实危机的解决。这些英雄的作用以一种拯救世界的方式满足了大众的期待。这种“拯救”不仅仅是在文本阅读层面的，亦是在意识形态层面的。

反腐英雄对现实危机的解决，是为了秩序重建。如此，“主旋律”反腐小说在总体结构上而言是一个封闭式的结构。这也就意味着小说开端所呈现出的问题会在小说结尾处得到完满的解决。有趣的是，这些小说的结尾往往暗示了“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类的辩证法。结尾处的处理，一方面说明腐败分子最终得到了严惩，另一方面又强调英雄为了反腐败做出的牺牲。这样的设定，无疑对应的是对“庸俗社会学”的回应和对英雄形象的再确认——由此说明了英雄反腐行为本身壮士断腕式的艰难。例如，陆天明的《苍天在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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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黄江北主动承担了煞车管事件中他应负的那一部分责任，田某人想乘机搅浑水，蒙混过关的企图被粉碎。中央和省委得以集中精力处理田的问题，很快查实了他挪用一百七十万元公款炒股，又直接插手煞车管事件，是酿成这一惨祸的元凶，为此，把他移交司法部门处理。这起案子成为新中国建立以来省部级干部中涉及金额最大、渎职最严重的一起案子而轰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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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台市代理市长黄江北最终处理了腐败分子，虽然是以抵押上自己的官位作为代价。由此观之，反腐英雄联结了开端的现实危机和结尾的秩序重建，并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对腐败作了最坚决的表态。而民众不会忘记这样的反腐英雄，正如《苍天在上》最末尾的段落中章台各阶层百姓写给中央工作组的信：恳求中央领导出面，让有关部门从轻发落他们的黄市长。

在生产出“主旋律”反腐小说的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改革出现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如工人下岗、国有资产转移、贫富不均等等。这些社会问题的出现是“合法性危机”，是一种“代表性断裂”的表征，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所谓的“合法性危机”，指的是“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而言，如何在市场改革这一巨大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震撼中维持“大众忠诚”，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整合和收编来自大众的批评性意见是必要的举措。前述世纪之交出现的社会问题于不同程度上在“主旋律”反腐小说中有所折射。而最饱受民众批评的腐败问题自然是反腐小说中首要解决的问题。“主旋律”反腐小说则是将这些批评性的意见进行“想象性解决”的文艺方案。

三、走钢丝的写作与意识形态的阀域

“主旋律”反腐小说在叙事上表现为一种“自反性”，即一种显见的自我矛盾和自我解构。究其本质，这种叙事自反性来自两种话语体系的拉扯：一方面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和设限，另一方面是作家自身的现实主义批判和道德勇气。由此观之，“主旋律”反腐小说毋宁说是一种妥协的结果与耦合的产物。然而，这种妥协和耦合同时又是不稳定的，随时可能会在文本内部坍塌和崩坏，“‘反腐’小说在‘主旋律’创作中比较特殊，相对于其他题材，它的批判性维度显得异常突出。它虽然在‘构架’上起到了维护现实秩序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功能，但这种‘积极’功能却被从文本‘肌质’中奔溢而出的现实批判性所中和、抵消。”换言之，“主旋律”反腐小说自身内置的“批评性维度”可能会胀破文本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框架，成为旁枝逸出之物，并走向自身的反面。在这个意义上，“主旋律”反腐小说无疑是“走钢丝的写作”。然而，“主旋律”反腐小说必须在意识形态的阀域内，也必须在叙事的钢丝上保持平衡。

省委书记

这种“在叙事的钢丝上保持平衡”，首先是将反腐的主导力量放置在体制的内部。这种方式首先体现在反腐英雄的双重身份上：他们首先是政府内部的有正义感的官员，其次最广泛地接受了老百姓的批评声音。换言之，“反腐”小说意味着自己对自己的清洁，而腐败与反腐败的战争其实是自己与自己的战斗，这就淡化了矛盾，转移了冲突的焦点。张平的《抉择》中的市长李高成形象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是一个官场上的哈姆莱特，不断地在自我冲突和自我调适之中，而他的这种内心挣扎乃是来自双重立场的天人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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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自己在中纺公司那么多的干部职工面前，曾做出了那样信誓旦旦的保证和许诺，自己当时的情绪是多么的激昂和热烈！然而等到一转过身来，当那些自己当初提拔起来的手下再次恭恭敬敬地坐到自己面前时，那些保证和许诺，那些激昂和热烈似乎一下子全都变调了、变冷了。面对着你过去的部下，尽管你是那样的毫不留情、冷面如铁，但在你的内心深处，一种昔日的同事情结仍是那样的牢固和难以分离。……

他不知道自己的判断反差为什么会这么大，今天见了这个，情绪一下子就变得如此冲动和激越；明天见到那个，思想立刻又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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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是一个对心理描写特别精致、细腻的作品。从上述段落我们就可以看出李高成的自我矛盾。他既会被中纺公司干部职工的群起激昂而感动，又不忍或不愿意相信自己曾经的战友和最亲近的部下会参与腐败。就此而言，他其实处在腐败官员和老百姓之间左右为难的中间地带。在故事的发展中，伴随着腐败问题的揭露的过程，则是李高成作为“不自知的犯罪庇护者”到“幡然醒悟的自知者”的自我觉醒。从另一个角度上看，这样的自我觉醒者的战斗又异常地符合意识形态的控制。类似于李高成的状况，实际上使叙事变成了英雄自己心理的冲突，从而把反腐与腐败的直接冲突转移到了“自我的内面”，从而使更为社会性或制度性问题的思考缺席，从而转移了本质性的矛盾。

“将反腐的主导力量放置在体制的内部”的更为突出的表现是更高权力力量的出场。在“主旋律”反腐败小说的叙事模式中，反腐英雄所遭遇到的重重阻力，往往来自自己的直接领导，而辅助反腐英雄获得最终胜利的权力则来自更高一级的领导，这无疑具有亚里士多德《诗学》中“降神器”的作用。伴随着更高级别领导的到来，阻碍反腐的荆棘迎刃而解。例如，在周梅森的《国家公诉》中，作为腐败分子的前市长、现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的王长恭是在长山市一手遮天的人物，在案件的侦查中，他不止一次地使用手上的权力来压制女检察长叶子菁，阻挠她的继续探案。而中纪委的到来却使这个腐败分子迅速地落入法网。这一巨变可谓迅雷不及掩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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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后发生的事情让江正流目瞪口呆：原以为王长恭树大根深，不会被这件事轻易搞倒，可没想到，仅仅三天之后，王长恭就被采取措施了。据省城传出的消息说，对王长恭采取措施那天，省委正在开常委会，讨论长山南部破产煤矿和全省类似困难群体的解困问题。王长恭还提出了一个重要方案：在长山矿务集团股份制改造过程中，拿出一部分股份划入社保基金，得到了省委书记赵培钧和与会常委们的高度重视。常委会结束后，赵培钧很客气地将王长恭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王长恭还以为赵培钧要和他继续商量社保基金持股的事，不料，进门就看到了中纪委的一位领导同志，一下子傻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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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的到来打破了王长恭的嚣张气焰，也在更高层级上肯定了叶子菁之前工作的正确性。而中纪委的出现亦说明了故事即将进入高潮，漫长的反腐工作进入尽头。这是最后的压倒性的胜利，而这种胜利的来临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党与政府的明察秋毫和正确领导。通过更高权力的到来，正义必将凯旋，腐败必将被驱逐。“这种情节涉及是‘反腐败’小说的主要标志，它强调了党所代表的正义秩序的本质，以及它对‘腐败’的非本质部分的祛除机制。有限度地展示‘腐败’，然后靠党自身的力量‘反’之而成功，才是真正的‘反腐败’小说，这种写作惯例是区分小说是否属于‘主旋律’的根本性特征”。也就是说，在“主旋律”反腐小说中，腐败只是统治集团中一小撮人的“非本质”的行为，而正义则是主导力量。通过反腐的行为，腐败被物理性的消灭，而政权重新变得清洁。

“在叙事的钢丝上保持平衡”的另一个方式，是将批评性的声音被包裹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内部。例如，在陆天明的《大雪无痕》中，和侦查员方雨林平行的，还有另外的一条线索，那就是廖红宇。她是东钢案的举报人，在副市长周密的推荐下，去到九天集团冯祥龙的企业中就职，她被派往仓储基地，暗中掌握了冯祥龙侵吞国有资产的证据，她连夜写信举报，不料遭冯手下砍杀，得到苏大夫暗中相救，决定进京告状。廖红宇有显著的民间社会的英雄气质，她受到了腐败分子的压制，屡次上访受挫仍百折不挠。廖红宇坚忍、耿介，她多次上访又多次受挫，但她仍是认准一个理，从不向黑暗势力低头。她以自己的道德勇气和共产党员的责任感，揭发30万股票去路不明的问题。从这个角色的行为逻辑来看，无疑具有鲜明的反叛性。但是她的行为却采取任何反体制的方式，而是通过合法的渠道与腐败问题进行斗争。而无疑使得这个人物所代表的批判声音被收拢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构架之内。

刘复生

而根据刘复生的发现，更为奇特的“将批评性的声音被包裹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内部”的方式是借助反面人物的口吻传达作家本人的批判性思考。“有许多对体制弊病的判断不方便由小说叙事人给出，于是转移到反面人物的自述中进行，对于这种分明‘不对’乃至反动的言论，小说随之通过正面人物和小说叙事人的反拨加以通斥，但借这种方式的掩护，作者也大胆地表达了对体制问题的思考”。正面人物的对抗，实际上模拟了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在象征与符号层面的博弈。在“主旋律”反腐小说中，作家既要进行批评性的论述，又要重申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于是只好把批判性的内容进行巧妙的转换，从而将其压抑在正面话语的底部进行发声。在这个意义上，批评性的声音虽然是一种文本内部的异质性存在，但未尝又不是一种巧妙性的自我隐藏式的写作方式。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主旋律”反腐小说中，主流意识形态依然对批判性内容具有控制能力。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树立起“正能量”的旗帜，将反腐英雄的身份和更高层级的权力放置在自我的阵营之中，垄断了“反腐”的权力来源和道义来源。另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又将批评性的声音包裹在自身的内容，从而在收编批评性的意见之后同时将批评性的声音进行了反拨性的解释。就此看来，在这种“走钢丝的写作”之中，作家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达成了“无声的契约”，而主流意识形态本身也从一种单一的宰制性力量变得多元化和复杂化了。

结语

根据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统治者╱统治阶级的思想要在社会中取得最广泛的接受，获得多数人由衷的拥戴和认同，就意味着它不可能是铁板一块的系统和表述，它必须以某种方式吸纳、包容被统治阶级的文化、表述于其中。”在“主旋律”反腐小说中，其浓厚的意识形态性和批评性构成了复杂的对话关系，如何将批评性的维度囊括在主流意识形态之中，这本身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与此同时，这种“吸纳和包容”本身意味着主流意识形态的管理方式有所变更。

葛兰西

在腐败与反腐败之间，是关于合法性危机、文化领导权和“代表性断裂”等的一系列问题的表征。对此而言，反腐已经成为我们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活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主旋律”反腐小说是再现现实政治的重要手段，也觉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意味：“‘反腐’小说的意识形态使命在于：通过对‘腐败’现象及其根源的有限度的展示和揭示，以想象的方式切除‘腐败’的部分，恢复完美的现实秩序”。在正义与腐败之间、在真实与想象之间，“主旋律”反腐小说以文学的方式不仅与现实对话、也与政治对话，由此看来，“主旋律”反腐小说无疑代表了一种公共性和“再政治化”的文学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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